湖南長沙清水塘北辰小學學生總數3000多人，參與課后服務人數超過1000人。在浙江金華，2020年秋季學期從校外輔導機構“回流”學生占參與全市托管服務學生的34.8%。這些數字和成績的背后，教育部門付出了什么?相比社會機構，學校的管理如何切入與展開?

　　需求差異如何滿足?

　　課后服務是一項公益改革，家長的需求差異化較大。

　　2月27日—28日，中國教育報微信公眾號特別推出了關于課后服務的網絡調查，一共有3641人參與投票。其中，在回答“您的孩子對學校開展課后服務是否有需求”時，65%的網友選擇“有”，30%選擇“沒有”，其余為不清楚。

　　在認為有需求的家長中，他們對于“三點半”的需求也是多種多樣的。有家長希望學校提供“一對一”的課業輔導，有家長希望學校課后服務以發展學生興趣特長為主……

　　面對豐富的個性化需求，學校普遍感覺壓力較大。記者發現，除了難以滿足家長的多元需求之外，學校還需要解決來自內部的一些管理難題。

　　比如，學校日常教學與課后服務的時間沖突問題。再比如，教師也是父母，也有接送孩子的現實需求。如果他們因此無法參與課后服務，也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不同課后服務項目，其師資、場地、器材、管理等都有不同要求。以長沙市清水塘北辰小學為例，該校2019年秋季參與課后服務的學生人數超過1000人。如果全部安排戶外活動，對占地面積31畝、建有3棟教學樓的小學來說，生均活動面積顯然不夠用。

　　這種情況在一線城市更為明顯。大中城市人均占用資源相對緊張，家長需求更加多樣，矛盾可能更為突出。一所地處北京老城區的中學校長就訴苦：“我們的教室都已經‘入天入地’了，目前也只能保證正常課程使用。”

　　以上難題，上海有，南京、廣州、寧波……也有。

　　管理難題如何破解?

　　硬骨頭確實難啃。但面對家長和教師的呼聲，教育部門和公辦學校迎難而上、主動作為，堅決啃下這塊硬骨頭。

　　2017年3月教育部專門印發的《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就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把課后服務工作納入中小學校考評體系，加強督導檢查，創新工作機制和方法，積極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課后服務工作模式。

　　對于課后服務而言，管理上的細節尤為重要。

　　為了給課后服務騰挪出活動場地，清水塘北辰小學給出了精細安排、分級管理的策略。“我們專門規劃了16塊區域，兼顧常規體育課、課后服務和社團訓練。”該校黨支部書記梁寒介紹，“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兵”，由于所有教室都是滾動使用，課與課之間無縫對接。

　　在“騰轉挪移”好戶外課程的場地之外，還需“見縫插針”地安排好室內課程場地。同時，有序銜接錯峰放學，每到下午三點半，學生便開始分四批次離校，一直要持續到下午六點。

　　“騰轉挪移”“見縫插針”，這些詞語背后都透露出各地公辦學校在課后服務管理上用足了“繡花功夫”。

　　而在浙江金華，為了讓學生“坐回”教室，主要在四個方面加強了管理：一是服務時間貼近實際。針對不同需求，鼓勵各校托管時間不早于當地機關、企事業下班時間。二是項目實施規范有序。按照“家長申請、班級初審、學校核準、統籌安排”的步驟統一組織實施，并出臺“七個嚴禁”規范托管服務運行。三是托管服務便捷高效。建設中小學(幼兒園)網上報名平臺，變“家長跑”為“數據跑”。四是在校安全強化保障。

　　事實證明，有付出就會有回報。2020年秋季學期，金華市共302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除托管費用，從校外輔導機構“回流”學生達11萬余人，占參與托管服務學生的34.8%。

　　有目光聚焦宏觀層面的。鄭州要求各縣(市、區)建立政府牽頭、部門聯動的課后服務工作機制，加強對學校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和管理，把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納入中小學校考評體系。

　　而廈門則將目光投向了“互聯網+管理”。2019年3月，廈門課后延時服務平臺——“i廈門”正式上線，實現學生家長在線申請、自動統計、自動編班、離校告知等管理功能，大大提高了課后延時服務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課后服務管理，一些地方以效率換來力度，以精細換來空間。

　　經驗如何總結推廣?

　　多地教育部門的努力是值得稱贊的。但如何把在管理方面的努力，提煉總結為經驗乃至政策?

　　武漢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程斯輝提出，改進課后服務制度，必須健全課后服務過程管理制度，嚴格實行課后服務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過程跟蹤管理，形成課后服務從申請審核到過程監督、再到成效評估的完整管理規則。

　　回答怎么管的問題時，深圳市鹽田區外國語學校校長謝學寧提出了兩點，一是正本清源，厘清學校與培訓機構的責權和邊界;二是加強管理，提升課后服務質量。具體來看，要求學校抓大，機構抓細。

　　坦率地說，完善的絕不僅僅是課后服務過程管理，課后服務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政府、學校、社會、家庭、學生、教師等多元主體，涉及政府教育管理權、學校辦學自主權、教師休息權、家長監護權和勞動服務取酬權等，涉及相關利益主體的互動與博弈。

　　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專家指導委員會成員、義烏市教育研修院教師金佩慶特別提醒，除了給予教師適當的補助，還要妥善解決好教師自己子女的接送、家里老人照顧等問題。

　　看得出來，各方的互動博弈是改革的關鍵，而這似乎還需要一個過程。

　　程斯輝認為，課后服務制度的健全與改進是全方位的，需要厘清政府、學校、社會、家庭的責任界限，明確各自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發揮整體聯動效應，保障課后服務的有序進行。

　　可以肯定，只要不斷改進和健全課后服務制度并認真地加以貫徹落實，我國出現的“三點半難題”就會有效化解。

　　(本報記者史望穎、熊杰也為本文提供素材 調查數據支持：中國教育報刊社融媒體移動傳播中心、中國教育報總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