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貫徹全國教育大會精神、落實《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關鍵之年，也是“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謀劃之年。這一年，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指引下，教育法學研究緊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立足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需求，以構建中國教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為根本目標，在理論創新與實踐回應的雙向互動中實現了新的突破。

　　邁向教育強國建設新征程。教育法治是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有力保障。教育法學界對教育強國建設新階段有關精神和要求進行深入研究與具體回應。馬煥靈、王金利認為，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加快推進教育法法典化進程，以及提升教育法治行動效能，是教育強國法治應然樣態的要求。余雅風、張敏認為教育強國建設離不開高質量教育法律體系的建設，而該體系需回應教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定位問題，滿足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立法需求，協調教育法律規范間的配套與銜接，完善教育法律體系的調整機制。湛中樂等認為未來應通過搭建思想政治教育法治框架、強化拔尖創新人才法治保障、融通科學教育法治體系、優化家校社共育的法治布局、完善中外合作辦學的法治建設等方面實現教育強國建設目標。

　　構建教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教育法學研究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為指引，以構建自主的教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路徑，推動原創理論與方法的轉型與引領。辛展認為協調教育權力和教育權利兩個主線、把握教育規律和法治規律兩個規律、突出法律概念和法律關系兩個重點、體現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兩個向度是構建中國教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重點關注的問題。魏文松認為當下中國教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面臨價值論、認識論、方法論三個維度的核心問題，在具體建構上可以依托教育法典編纂構筑堅實規范基礎，通過研究方法創新提供深厚理論支撐，推動依法治教實踐形成良好現實效應。

　　推進教育法典編纂工作。教育法典編纂是中國教育法律體系化的里程碑式工程。2025年，教育法典編纂研究不斷精細化，學界圍繞法典編纂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集中攻關，成果產出的數量和深度均顯著提升。價值理論層面，馬懷德系統論證了教育法典應確立的六項基本原則，涵蓋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立德樹人、教育公平、教育公益、依法治教和正當程序；王敬波認為教育法典應以“受教育權—學習權—科研自由權—實習權”構成的“權利束”為邏輯主線，并構建“權利本位—權力保障”的規范格局；申素平等認為在教育法法典化的路徑、范圍、邏輯主線、鏡鑒來源等論域，學界共識正在凝聚但分歧仍需彌合。規范操作層面，陳勁竹等認為應基于“公民受教育權保障”和“國家教育事業發展”雙重價值，構建包含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教育懲戒等在內的十項基本制度；徐靖從總則中“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規范配置切入，探討了法律定義、權利義務及辦學自主權等核心制度安排；劉旭東從教育公益訴訟制度的角度展開探討，建議在法典分則中設立教育公益訴訟專章，明確受案范圍、起訴主體資格及行政前置程序。

　　回應教育法治實踐挑戰。2025年，教育法學研究仍牢牢堅持實踐導向，針對教育治理中的突出需求或難題形成一批務實性研究成果，有效服務于依法治教實踐。為更好地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實施，林華分析了學位授予單位與教育行政部門在撤銷程序中的二元主體結構及權限分工，李海峰等建構了包含資格審查、專家實質審查和終局形式審查在內的三級復核程序。為促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的認識與落實，龔向和等闡述了該法在保障兒童權利、明確學前教育法律地位方面的時代意義，虞永平等強調政府在學前教育的價值引領、財政投入尤其是教師待遇保障以及體制機制建設等方面的法定責任。為回應新興技術帶來的教育治理挑戰，王遷從學術規范與著作權法的關系視角論證了學生設計提示詞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并非其創作的作品和獨立完成的學術成果，孫平探討了高校規范人工智能使用的制度選擇。

　　教育法學研究的挑戰與展望。2025年的教育法學研究在取得顯著進展的同時，仍面臨理論建構、實踐適配與學科發展等多重挑戰，亟待在未來研究中加以突破。第一，教育強國建設對教育法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但目前高水平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理論性較弱，教育法學研究對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支撐作用尚未充分發揮。第二，盡管學科獨立屬性已形成共識，但自主知識體系仍處于框架初建和內涵待豐階段，核心理論的本土化創新性、理論體系的貫通性、新興領域理論回應的及時性等問題亟待重視。第三，教育法典編纂雖已取得階段性理論成果，但在編纂體例選擇、調整范圍界定和分編間的邏輯銜接等關鍵問題上的共識仍顯不足，高質量的體系化研究成果有待進一步積累。第四，實踐回應能力仍需強化，針對教育實踐中的突出問題，實證性研究較為缺乏，且研究成果多側重宏觀制度架構，忽視了可操作的實施細則與配套機制的設計。第五，跨學科研究的融合度較低，研究多停留于概念嫁接與規范套用，缺乏深層次的范式整合與方法論互鑒，難以有效回應教育治理中交織的規范、技術與治理命題。

　　2026年，教育法學研究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以服務教育強國建設為使命，以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為核心，以推進教育法典編纂為抓手，以回應法治實踐難題為導向，突破理論瓶頸、完善學科生態、強化實踐適配，為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更加堅實的學理支撐。